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从四马分肥，到定息赎买的政策调整。四马分肥作为初期利润分配方式，因存在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目标间的矛盾，最终被废除。此后，国家通过定息方式股票多空策略，逐步赎买资本家私有股权，该过程具体分为自报公议和定息赎买两个核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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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报公议是确定资本家股权价值的第一步。首先，由政府派员进驻私营企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及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点登记，形成初步的资产清单。在此基础上，私营业主需依据清点结果，自行申报个人持有的股份价值。这一环节看似赋予资方自主定价权，实则隐含多重约束。由于当时已开展五反运动，多数私营业主为规避政治风险，倾向于主动压低申报价值，以表现接受改造的姿态。
申报完成后，进入公议环节。由地方政府代表、企业职工代表与资方代表，共同组成行业合营委员会，负责对申报价值进行审核确认。政府在此，兼具双重角色，既是收购方，代表国家行使股权购买权，又是评估程序的主导者。工人代表，多为五反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其对资方的监督立场往往较为强硬。这种权力结构下，资方的议价空间被大幅压缩。最终，合营委员会综合三方意见，确定股权价值，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评估结果。
这一过程，暴露出明显矛盾。
作为交易主体的政府，同时主导评估环节，缺乏独立第三方制衡。工人代表的激进立场与资方的妥协心态相互作用，导致股权估值，普遍低于实际市场价值。
在完成股权价值核定后，定息赎买成为核心政策工具。其核心内容为，国家承诺每年从合营企业的利润中，提取固定比例资金，作为对资方股权的赎买对价，即定息。具体而言，定息率，统一设定为年息5%，支付期限明确为20年，自1956起，到1976年。
这一设计有双重考量。一方面，通过固定收益保障资方利益，减少改造阻力。另一方面，以长期支付，换取企业所有权平稳过渡。
从财务角度看，定息赎买的实质，是国家利用企业自身利润完成股权收购。由于合营后，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利润水平受政策调控影响显著，资方虽保留名义股权，却不再参与经营管理，仅作为定息领取者，获取固定回报。
全国共有约86万私营业主，转化为定息领取对象，涉及资产总额超百亿人民币旧币。这种以企养赎的模式，使国家在未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的条件下，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权转移。
定息赎买政策原定执行20年，但在实施10年后，即1966年被迫中断。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定息发放全面停止，资方权益被彻底剥夺。这一变故不仅使原定赎买计划未能完成，也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从和平赎买转向强制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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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政策过程，自报公议与定息赎买，虽在形式上体现了自愿互利原则，但其实施始终伴随政治压力与行政干预。资方在五反运动后形成的弱势地位，以及政府主导的评估机制股票多空策略，使得股权定价难以反映真实市场价值。而定息支付的中断，则进一步凸显了政策执行中的非预期性与历史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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