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汤汤，滋养华夏文脉；河东泱泱，肇启文明华章。9月29日，承载着数千年文明积淀与考古探源成果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联合打造，立足黄河东岸的文明沃土，以200余件（套）珍贵出土文物为载体，跨越新石器时代至两周的千年时光，以宏大的考古视野、详实的文物实证、清晰的历史脉络，为大众讲述大河之东的华夏文明肇兴故事。
地处晋西南、黄河东岸的运城，古称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腹地。这里山河相拥、水土丰饶，充沛的光照、交织的水系孕育了发达的史前农耕文明；千年不竭的河东盐池，为早期人类聚落存续、物资交换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关键资源；绵延百里的中条山铜矿带，更是撑起了早期国家青铜文明的崛起与繁荣。
青铜盒与伴出青铜勺
展览以“资源赋能文明演进”为核心主线，划分“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吉金”“周室蕃屏”四大单元，勾勒出运城地区文明演化的完整链条：从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萌芽，到龙山时代早期权力体系的成型，从夏商王朝对核心资源的管控利用，到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成熟定型，全方位展现了河东大地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迭代的深度关联。
史前器物藏秘，见证文明萌芽与权力初兴
展览前两个单元聚焦新石器时代文明遗存，解锁河东地区史前社会发展、文化交融与阶层分化的历史密码，诸多代表性陶器、石器文物，成为还原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社会形态的核心物证。
陶小口平底瓶
仰韶文化是本次展览的开篇核心，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出土的陶小口平底瓶，是仰韶文化初期极具代表性的器物，也是远古先民饮食与酿造文明的实物见证。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晋南考古基地的陶器，造型古朴规整，适配黄河中游先民的生活场景。科技检测分析显示，瓶体残留淀粉粒、酵母、霉菌与酒石酸等物质，证实其曾被用于酿造谷芽酒、麹酒，佐证了早在仰韶初期，河东地区已出现成熟的谷物加工与酿酒技艺，先民的生产生活已从单纯的食物采集、种植，迈向精细化的饮食加工阶段，为研究史前聚落生活形态提供了全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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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盆
永济市晓朝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则尽显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艺术审美与文化特质。这件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馆藏的彩陶珍品，以黑彩为饰，彩绘集中于卷缘盆的口沿与上腹位置，由圆点、两端细中间粗的曲线、凹边三角形等几何纹样组合成韵律感十足的图案，线条流畅、布局规整。简洁大气的几何纹饰，不仅体现了史前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与审美追求，更折射出仰韶文化中期统一的文化审美体系与成熟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陶肥足鬲
进入龙山时代，河东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绛县周家庄遗址出土的陶肥足鬲，是龙山文化典型炊器，见证了这一时期聚落规模扩大、群居生活普及的社会特征。而芮城县清凉寺墓地出土的三孔石刀，更是史前权力与阶层分化的标志性器物，极具考古价值。该器物属于三里桥文化遗存，整体呈扁平长方形，四边规整度较低、转角圆润，奇数钻孔是其核心特征。文物出土时精准平放于墓主人右腿膝盖下方，同墓还出土九孔石刀与石钺组合，器物摆放位置规整、组合特殊。考古研究表明，清凉寺墓地奇数多孔石刀是墓主人身份、权威的核心象征，此类高等级礼器的出现，印证了龙山时代河东地区已形成明确的社会阶层与权力结构，早期文明形态初步成型。
三孔石刀
金玉礼器传世，串联夏商周礼乐文明脉络
伴随着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夏商两周时期的河东地区，依托中条山铜矿、河东盐池的资源优势，成为王朝资源管控、礼制发展、诸侯藩屏的核心区域。展览后两个单元展出的绿松石器、青铜礼器，以精湛工艺与明确铭文，串联起早期国家资源利用、礼制构建、族群融合的完整脉络。
绿松石器
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商代绿松石器，尽显夏商时期高等级贵族的身份标识与手工业巅峰水准。该器物出自遗址16号贵族墓，这座墓葬也是广义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商代前期偏早阶段内涵最丰富的贵族墓葬。夏商时期，绿松石珍稀难得，需依托远距离贸易获取，且嵌片加工工艺繁复，是顶级精细手工业的代表，仅高等级贵族可拥有，成为身份与权力的重要象征。目前这件绿松石器仍在实验室开展清理与科技分析，其具体器形、使用功能仍待进一步揭秘，为后续夏商礼制、手工业研究预留了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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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爵
同墓出土的商前期青铜爵，更是本次展览的重磅国宝级文物。这件青铜爵造型精巧、纹饰规整，束腰位置环绕一圈兽面纹核心纹饰带，上下以弦纹、实心连珠纹衬托，纹饰层次分明、庄重肃穆，鋬下素面简洁大气。经考古考证，该器物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兽面纹青铜容器，刷新了学界对商代早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纹饰体系的认知，见证了河东地区作为早期青铜文明核心区的重要地位，也印证了中条山铜矿资源对商代青铜文明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
“芮伯作王姊”青铜甗
西周时期的“芮伯作王姊”青铜甗，则以珍贵铭文解锁了周代宗法礼制、诸侯联姻与族群融合的历史细节。这件山西博物院藏文物出土于绛县横水墓地2158号倗伯墓葬，器物内壁铸有清晰铭文，记载了芮伯为周王姊制作陪嫁礼器的史实，印证了周王室与地方诸侯的联姻制度。墓主人为怀姓倗伯，大概率是商代鬼方后裔，墓葬中留存的俯身葬、殉人、腰坑等商式葬俗，证明倗氏族群至迟在晚商已深度融入中原文化体系，周灭商后又归顺周室、遵从周礼。这一发现生动诠释了周王朝“以礼治天下”的治理格局，也展现了河东地区作为周室东部藩屏，在族群融合、礼制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纵观整场展览，从史前朴素的陶石器物，到商周精美的金玉礼器，200余件文物层层递进、互为印证，完整复刻了河东大地的文明演进轨迹，不仅让观众近距离领略河东文脉的厚重璀璨，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肇兴根源、梳理早期国家发展脉络提供了鲜活、立体的学术样本，让大河之东的文明故事，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文化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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