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聊一波财经
降准降息、财政加力、房地产松绑……政策一个接一个，为什么经济还是感觉“暖不起来”？
在一场深度对话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与王波明展开了一场关于宏观经济与财政改革的精彩讨论。刘尚希直言：靠财政发力，本质上就是靠政府发力，但仅靠政策是不够的。真正能提振信心的，是改革。
一、改革比政策更重要
“凡是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改革往往比政策更重要，更能提振大家的信心。”刘尚希开门见山地指出。
他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景：1989年、1990年、1991年经济持续低迷，直到1993年突然快速起飞。为什么？不是因为某项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而是市场化改革方向明确了。
在此之前，中国长期纠结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甚至连跟国外谈判时都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1993年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局面才彻底改变。
刘尚希认为，如果一直在“商品经济”那个框框里打转，宏观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今天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既定框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力都会打折扣。真正的出路，是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个层面。
二、94年分税制是被“逼”出来的成功
元股证券:ygzq.hk元股证券谈到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里程碑。
王波明回忆，当时改革是被倒逼出来的——中央财政没钱了。80年代改革后实行的是“承包制”，中央减税放权，层层承包下去。结果是中央财力极度紧张，用朱镕基的话说：“手里没一把米，唤鸡都不来。”
刘尚希补充道，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甚至面临公共危机。如果再不改革，中央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政治控制力就会下降。94年分税制的核心，是解决中央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按税种划分收入，每个企业里既有中央税也有地方税，地方不再“画地为牢”，促进了市场统一。
但刘尚希也明确指出：94年解决的是收入侧问题，现在面临的是支出侧问题。
三、当前改革难点：中央事权太小，地方压力太大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支出占比太低。”刘尚希一针见血。
94年改革后，中央收入占比大幅提高，但大量支出责任仍然压在了地方身上。简单说：钱收了上来，活儿还在地方干。这就导致地方支出压力巨大。
王波明举了养老金的例子：目前养老金是中央管中央的，地方管地方的。如果全部由中央统管，就能为地方腾出大量资金。这个思路，本质上就是扩大中央事权。
刘尚希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解决办法是把一些地方的事权上移到中央，由中央本级履行，扩大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但这道题的难度，比当年分税制改革更大。
为什么？94年改革要动地方的利益，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地去宣讲、沟通，最终大家理解了中央的意图。而现在要动的是中央各部委的格局——扩大中央事权，意味着中央各部门要扛起更多责任，要做大中央政府。
刘尚希直言：“各个部门更愿意把钱交给地方去花，然后自己去地方问责督责，这样自身的责任更小。”要改变这种格局，比触动地方利益更难。
四、改革没有回头路
回顾历史，94年分税制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和市场化改革的逻辑完全自洽——促进了市场统一，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今天要解决的中央支出占比过低、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问题，同样需要一场深刻的财政体制改革。
刘尚希的观点非常明确：仅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既定框架里打转，效果必然打折扣。真正能扭转预期、提振信心的，是敢于动真格的改革。而这场改革的难度，不亚于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分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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